“战略轰炸”的概念首先由意大利人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杜黑指出，现代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整体战，是不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大规模战争，军事攻击的目标是含敌国一般市民在内的整个国家。因此，为粉碎敌国国民物理的和精神的抵抗，应通过空中轰炸将恐怖和破坏扩大到敌国的每个角落，以此挫败敌国继续战斗的意志”，以迫使敌国投降。

当时的日本虽然没有独立的空军，但是日本海军在山本五十六提出的“未来决定海战胜负关键是航空兵，而非战列舰。”，所以早在二十年代日本海军就开始了长距离轰炸机的研发。1936年，当时日本海军研发的最新式轰炸机九六式对陆攻击机列装部队后，日本海军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该种飞机的长距离作战能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立即将九六式陆攻投入了对华长距离战略轰炸之中，在8月15日就开始对中国首都南京的无差别轰炸，日海军试图通过对南京实施持续轰炸而麻痹南京政府首都的机能，使中国军民感到莫大的恐惧感和挫败感，迫使蒋介石早日投降。

从8月至11月，日本海军对南京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战略轰炸。这次“战略轰炸”是杜黑提出理论的首次实践，但持续四个月的轰炸并未挫败中国政府物质及精神方面的抵抗能力，更未能“消灭敌方战争意志”。最后日本还是需要陆军部队实施地面进攻，占领南京。人类史上首次战略轰炸显然并没有达到目的。

在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日本政府意识到无法轻易击败中国。此时海军的战略轰炸理论再次抬头，日本海军认为，既然无法迅速击败中国，那么对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进行长时间、高烈度的战略轰炸，可以有效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信心。在短期战略轰炸失败后，日海军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阴谋。

为了实施对华长期化战略轰炸，日本海军航空兵力迅速扩张，培养海军精英军官的海军兵学校一再扩招，1936年度该校招生仅为240名，1938年度两次扩招迅速增至809名，1939年度以后又招收600多名。以培养飞行员为目的的“飞行预科练习生”的招收人数，1936年为363名，1938年则增至约3.5倍，为1,265名，1939年度为1,753名，1940年度为2,391名。

迅速扩张的海军航空部队将结束教育的年轻飞行员派到驻中国的部队，使其通过在战地参加轰炸进一步接受训练。但是当时日军只能控制武汉，日本海军航空兵转场武汉所需时间较长，于是日本海军在1938年12月26日请求陆军航空兵团（陆军在占领汉口后设航空基地于此）对重庆实施了第一次轰炸。

进入1939年，完成转场的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开始正式轰炸。与此前协助地面部队的空地联合作战不同，1939年以后的大轰炸的目的和1937年对南京的轰炸目的类似，即通过摧毁重庆的兵工厂和大量杀伤重庆市民，以图彻底摧毁重庆作为首都的功能。

化为瓦砾的重庆与越炸越强的意志

在中国军队1939年底至1940年初冬的冬季攻势中遭到巨大打击的日军第1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自4月下旬开始实施了宜昌战役（中国方面称“枣宜会战”）。第11军在6月1日占领宜昌，但因维持占领统治的兵力不足，在对宜昌城破坏后退出此地。但日本海军强烈希望在宜昌设立前进基地以遂行对重庆、成都等内地的空中作战，第11军于是根据大本营指示，于6月17日再次占领了宜昌。8月18日以后，宜昌成了掩护日军轰炸机执行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任务的零式战斗机的前进基地。

在宜昌作战的同时，日军于1940年5月17日开始了“101号作战”。自该日至同年9月的三个月中，海军的联合空袭部队（山口多闻少将指挥）和陆军重型轰炸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了轰炸。山口多闻少将在出动时训示道，“要倾注驻华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攻击敌国首都，瓦解重庆政权。为此，即使联合航空队全军覆灭也在所不辞”。为了执行此次作战，日本海军投入了刚刚列装部队的最新锐的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不仅各项性能全面压倒中国军队装备的苏制战斗机，而且从宜昌机场起飞的零式战斗机可以为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在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被日军零式战斗机单方面屠杀，此战之后直到飞虎队成立，中国空军几乎再也不敢直面日军有护航的轰炸机队。

日本海军为了确保轰炸的彻底性，甚至和闹了几十年矛盾的陆军握手言和，组成陆海军联合空袭部队，意图陆海军联手，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

联合空袭部队的组成为，

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为山口多闻少将，辖鹿屋航空队（中型轰炸机24架）、高雄航空队（中型轰炸机24架）

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为大西泷次郎少将，辖第十三航空队（中型轰炸机42架）、第十二航空队（战斗机36架、舰载轰炸机12架、舰载攻击机12架）以及第十五航空队（中型轰炸机42架）、第十四航空队之一半（战斗机12架）。

陆军第三飞行团：辖飞行第六十战队（中型轰炸机54架）、独立飞行第十中队（战斗机12架）、独立飞行第十六中队（侦察机8架）、飞行第四十四战队一部（侦察机7架）。

联合空袭部队拥有将近200余架中型轰炸机。可以说，当时日本陆海军航空兵把能调动的几乎所有空中攻击力量全部被集中到武汉。

日军第101号作战对重庆投下的炸弹数量及空袭天数

陆、海航空队投掷炸弹总量达到惊人的27243枚、2957.9吨。其中海军投弹24121枚、2633.9吨，陆军投弹3122枚、324吨。250公斤炸弹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水泥及砖构建筑，而陆海军共投下该型炸弹5000多枚；能够摧毁钢构大楼的800公斤炸弹也使用了369枚。如此大规模的投弹数量虽然很快就被德军对英国的战略轰炸以及盟军对日本和德国的战略轰炸所赶超。但是在1940年初，此种大轰炸还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尤其是日军在此次轰炸中不仅使用了针对建筑大威力炸弹，还使用了大量燃烧弹。显然日军以杀伤中国普通民众为目的，妄图通过民众的惨痛死伤，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而如此密集的轰炸行动在日军中也尚属首次，以至于日军对重庆轰炸的飞机有了“武汉-重庆”定期航班的称呼。

按理说，这三个月的高强度轰炸后，重庆早已被炸成一片废墟。日军在战斗详报中也得意的指出“此次作战给予敌军抗战意志的精神打击极大，重庆上空制空权完全落我我军手中。重庆市作为敌军首都的职能已被完全瘫痪。”但全程参加此次作战的日军飞行员岩谷二三男战后却在其专著《中攻》中回忆道：“回顾该次作战（101号作战），我军的攻击使重庆市区几乎化为瓦砾，并给予了中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完全无法与我对抗，这都是事实。然而此次轰炸并未挫败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其意志甚至更为坚强，轰炸的成果也远远不足以改变全局”。

正如岩谷二三男所说，三个月的高强度战略轰炸不仅没有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虽然重庆市区几乎悉数化为瓦砾，重庆市民在物质、人员、精神方面承受了巨大损失。但与日军的期望相反，并未要求国民政府尽快对日求和。1940年9月，日军宣布终止101号作战，对重庆战略轰炸转为低强度的空袭，重庆军民的意志让日军的“战略轰炸”理论彻底失败。

投下炸弹者最终死于炸弹

1941年，认识到无法通过战略轰炸达到击败中国目的的日本海军开始酝酿南下对美开战，就在日本陆海军为太平洋战争开战进行准备、训练的时候，日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虽然名字为航空舰队，实际上全部为作战飞机）主力约180架轰炸机进驻汉口及孝感机场，在中国方面舰队指挥下，自1941年7月27日至8月31日，对重庆进行了彻底轰炸。该次作战也得到了日本陆军航空兵的配合，继1940年的“第101号作战”，被称为“第102号作战”。当然，在“第101号作战”和“第102号作战”之间，日本海军航空兵对重庆的轰炸并未停止，1941年6月5日的轰炸虽然只出动了20架飞机，但是由于炸毁了防空洞的通气孔，从而导致了重庆十八梯防空洞内数千人窒息的惨剧。

“第102号作战”规模虽然小于之前“第101号作战”，但此次作战依然动员了日本海军的几乎所有中型轰炸机机，包括九六式陆攻和最新的一式陆攻机，日本海军继续投入零式战斗机，为日军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1941年5月至6月，第二十二航空队、第十二航空队连日轰炸重庆、成都，随后，在7月27日开始的“第102号作战”中，每天都出动100架至135架轰炸机前往重庆实施轰炸。据日本海军航空队对重庆轰炸战斗详报记载，第102号作战开始后，日军将重庆市区划分为六个轰炸区，分别以A～F区作为区分，A区为观音桥一带；B区为朝天门码头附近；C区为五里店一带；D区为大坪、鹅岭附近；E区为磁器口、沙坪坝附近；为F区为铜元局、南坪附近；实施地毯式轰炸期间，8月10日，高雄海军航空队的15架一式陆攻从汉口机场起飞轰炸了A、B、C区。各机载250公斤炸弹2枚和60公斤炸弹4枚，第一中队的9架战机“以重庆A区及B区的军事设施为轰炸目标”，取得“半数炸弹命中A区及B区军事设施，五处起火”的“战绩”。第二中队的6架战机则“以重庆C区兵工厂为轰炸目标”，“所有炸弹命中C区兵工厂，确认有大爆炸发生”。

8月13日，高雄航空队再次出动18架一式陆攻对F区进行集中轰炸，共计投下108枚炸弹。“战果”为铜元局附近工厂彻底“化作火海”。

最终，在102号作战中日军日军轰炸重庆14次，出动了侦察机29架次、零式战斗机99架次、轰炸机2,050架次。投下800公斤炸弹94枚、250公斤炸弹2,906枚、其他炸弹11,148枚。虽然日本海军的“102号作战”的公开目标是“彻底摧毁重庆政府”。但“101号作战”已经证明，轰炸重庆并不能摧毁国民政府。因此，该作战的目的实际上更多地是海军航空队在为太平洋战争开战做足准备后所进行的最后大规模实战演习。上百架零式及轰炸机机从不同机场起飞，然后在空中组成大规模编队，并遵照统一指令系统对重庆实施轰炸——这显然是为预想中的对珍珠港、菲律宾的攻击事先进行的训练。

1941年12月，在用中国军队作为磨刀石的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后日本海军航空兵主力转调太平洋战场，又随着中美混合飞行团的成立，日军逐渐失去了中国天空的制空权，轰炸重庆也变成了天方夜谭。虽然在战争初期日军一路取胜，但1942年，杜立特指挥的轰炸机队轰炸日本本土，1943年，从桂林起飞的B29重型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1944年，随着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失守，从塞班岛、提尼安岛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了更加残酷、更加彻底的大轰炸。日本首都东京挨的炸弹数量超过了重庆的几十倍，甚至连天皇的皇居也挨了不少炸弹，东京彻底化作一片火海。投下炸弹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不仅没能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反而最终死于炸弹。